2020年，日經新聞網站（NIKKEI）發布了一篇報道，標題很勁爆，叫《美國從科技供應鏈中剔除中國行動的內幕[2]》，報道里則揭秘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年前的夏天，幾位美國官員拜訪了一家臺北的蘋果供應商，直截了當問了一個問題：為什么不把更多產能轉移到大陸之外的地方？為什么不加快行動？

“制造業遷出中國”算是近兩年的熱門話題，熱門的目的地除了印度，就是越南，前者工業基礎薄弱，后者體量實在太小，基本只能做做組裝手機的生意。事實上，真正能承接大陸的制造業體量的目的地，是整個東南亞。

與很多人的慣常認知相反，東南亞并不是一個香蕉共和國的合集。在今年上半年中國進口的價值1540億美元的芯片中，就有超過300億美元來自于東盟國家，占比接近20%，遠超橡膠、銅鋁、海鮮等人們印象中的東南亞土特產。

 

中國制造業的最大威脅其實是東南亞

雖然國內一直有“別讓制造業跑了”的憂患意識，但東部地區高企的土地和勞動力成本，已經很難承載太多電子組裝加工等勞動密集型工業，坐擁4億人口，一半國土面積的廣袤西部隨之躍然紙上。從這個角度看，要回答制造業能不能留在中國，其實是在回答，中國西部怎么與東南亞競爭？

一邊是坐擁漫長的海岸線和世界十字路口的交通便利、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及西方列強毫無戒心的扶植和轉移。另一邊是全球最大的勞動力市場、高效而審慎的技術官僚政府、和建國后數十年積累的重工業基建能力。

兩者的纏斗并不是起于去年，而是跨越了三十多年，雙方用自己手里的牌連續進行了三次交鋒，來決定誰才是真正的世界工廠。

 

8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業勢不可擋的崛起和隨之而來的日美貿易沖突，催生了第一次東亞的產能大轉移。

1985年，美國逼迫日本簽下“廣場協定”，希望利用日幣大幅升值以削弱日本的出口競爭力。但日本卻悄悄地搞起了“轉口貿易”來應對，對外投資井噴，5年投了1700億美元，大把日元灑向東南亞的四小虎，超過一半都是制造業投資。

以四小虎為目的地并不是偶然，1980年開始泰國炳·素添政府、馬來西亞的馬哈爾迪、菲律賓的拉莫斯都進行了一系列推動發展的改革，但歸結起來無非是三板斧：放寬外資持股比例、鼓勵出口，金融自由化。再簡單一點，就是對外資“門戶開放，歡迎客官來玩”。

開放的效果很顯著，在日本廉價資本的灌溉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跟進下，四小虎形成了三個相對高端的制造據點：

第一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半導體聯盟。

得益于淡馬錫的雄厚財力和西方的產能轉移，新加坡的半導體產業自1960年代開始崛起，坐擁當時世界第三大半導體制造商特許半導體，世界第三大和第十大封測廠：星科金朋和UTAC（優特半導體）。有新加坡這個大哥，馬來西亞也跟著喝了口湯，馬來西亞的檳城，就有一個特色的稱號：東方硅谷。

1968年，英特爾在美國開辦了第一家工廠，4年后，就在檳城開設子公司，直到今天，英特爾在檳城依然擁有10座現代化組裝廠，是其在全球最大的組裝廠、實驗基地和設計研發中心。

英特爾的入住帶動了大批西方公司，AMD、惠普、歌樂、美國國家半導體、日立、和博世都公司紛至沓來。鼎盛時代，據說全球有1/3的半導體封測在此進行，即使到今天，馬來西亞一地的封裝產業，依然占據了全球13%的市場，使其成為世界第七大半導體出口國，出口值和日本相仿。

第二個：日本一手布局，菲律賓的被動元件。

比起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在東西方左右逢緣，底子更差的菲律賓則選擇了全盤追隨日本。

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日本逐漸成為菲律賓最大的援助提供國，直到1990年代，菲律賓接受的政府發展援助（ODA）中還有超過50%來自日本。而日本也把自己的看家法寶被動元件布置在了菲律賓。

作為電子工業的原料，電容、電感、電阻三大被動元件一直被日本廠商把控，但常為人忽視的是，日本的產能卻是雙頭布局：除了日本本土，還有一個菲律賓的產能基地。即使到今天，半導體出口依然占菲律賓整體的30%。

第三個：泰國的PCB板（印刷電路板）、硬盤和汽車

在日本的扶植下，泰國的汽車產量一度比肩法國，取代稻米和橡膠，成為泰國最大的產業。曼谷灣兩側布滿了豐田、日產和凌志的汽車生產線，一副“東方底特律”的沸騰景象。2015年，泰國乘用汽車生產量191萬輛，商用車76萬輛，位居全球第十二位，比馬來西亞，越南，菲律賓三國的總和還多。

被稱為電子系統產品之母的PCB板，泰國則占居了東南亞40%的產能，位居全球前十，與意大利難分伯仲。硬盤上，泰國則是僅次于中國的第二大生產國，一直占據全球1/4以上的產能。

泰國街頭的“泰日友誼橋”

四小虎有了外匯，自然就要擺闊。1996年，泰國花3億美元從西班牙引進了一艘航母，榮登亞洲第三個擁有航母的國家(目前該航母的主要任務是漁民搜救)。同一年，馬來西亞的“雙子塔”完工，成為第一個非美國本土的世界第一高樓。世界銀行錦上添花，發布報告盛贊四小虎的成就。

四小虎的改革完美順應了日本出海的需求，但也埋下了大量隱患：外國資本來去自由讓金融體系風險加大，金融自由化讓國內企業大舉向外借入廉價資金提高了負債，如果出口不能保持優勢，一場風暴難以避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就稱，亞洲奇跡不過是一個神話而已，四小虎只是紙老虎。

克魯格曼說話不討喜，但看的還是很準，1997年時，四小虎外債逼近GDP的90%。索羅斯等國際大鱷瞅準機會發動攻擊，金融危機突然爆發，各國匯率雪崩。為了自保，日本銀行和金融投機者對東南亞硬性抽貸，一年時間，超過1000億美金資本流出東南亞。工廠停工，工人失業，雁陣小隊們如同多米諾骨牌一般倒下。

而同期的中國，則深處“改革的深水區”。特區、三角債、下崗、分稅制，每一個突破都伴隨著激烈博弈，卻為中國對外開放搭建了一個更穩定的金融和財稅體系。隨后，入世談判在北京落槌，海外資本從東南亞涌向中國。

1991年時，馬哈蒂爾曾經宣布了一個“馬來夢”，即2020年宏愿(Wawasan 2020)，目標是在2020年讓馬來西亞成為一個高收入國家。如今，這個詞已經被馬來網民調侃為“白日夢”的代名詞。2005年，英特爾在中國大陸設廠，相關的供應商也隨之搬離檳城。一位當地的投資者回憶說，檳城從那以后變成了一個沉睡的小鎮。

與之對應的，中國則有了世界工廠深圳和東莞，有了東部沿海發達的制造鏈，有了全球最大規模的人類遷移“春運”。廣東的電子信息產業自2001年起，十年增長十倍，到達2.2萬億元。而中國產業能夠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襲，用一句話形容就是：苦練內功、摸著東南亞過河。

在第一個回合，面對廉價的日元資本，東南亞率先采取了門戶開放的做法，吃到了產業轉移的第一波紅利。而中國選擇了先穩固基本盤，再逐步開放的策略。結果東南亞的十年積累，在金融危機面前損失殆盡，而中國卻先穩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際，順勢崛起。

但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東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斷上升，“制造業轉移”的焦慮已有星星之火。這種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鋒的到來，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要論尋找全球制造業的成本洼地，郭臺銘跑得比香港記者都快。中國跟東南亞的第二次交鋒，導火索就是他。

2006年11月越南獲批加入WTO，3個月后郭臺銘便率考察團來到越南北寧省調研。郭臺銘在這里“驚喜”地發現：越南工資僅為深圳的1/3，從深圳龍華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個小時，晚上發零件，隔天上午就能開始組裝。把深圳工廠搬過來，可以說是毫無壓力。

于是幾天后，郭董會見了越南國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資越南10億美元的計劃，還在北寧買下超過400公頃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級代工廠。“南下計劃”雄心勃勃。

結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機爆發，鴻海的北越設廠計劃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擺。反倒是中國強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穩定了實業大佬、國際資本的軍心。“中國工人”在美國《時代》雜志的“年度人物”評選中位居次席，他們被稱為金融危機后中國經濟“保8”的幕后功臣。

然而金融危機兩年后，富士康深圳園區發生了“十四連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聞媒體涌入龍華園區，把郭臺銘的紫禁城翻了個底朝天。這里每天消耗40噸大米、10噸面粉、30噸蔬菜、200頭豬、6萬個雞蛋和500桶食用油，供養園區里30萬名工人。對他們來說，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

在巨大輿論壓力下，富士康將深圳園區的工資從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緊接著，蘋果CEO庫克親赴深圳富士康工廠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話：需要將工廠設在靠近工人家比較近的地方。換句話說，就是深圳工廠得搬遷了。

那么，工廠遷往哪里呢？當時有這樣一個數據：一臺電腦若以海運的方式從深圳運往歐洲，每臺運費約4美元；如果以空運的方式，運費則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間。從這個角度來說，東南亞港口眾多，運輸成本優于中國內地。如果和歐美做生意，東南亞是不錯的選擇。

富士康想搬遷工廠，深圳想騰籠換鳥，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場“西進運動”浩蕩開啟。一段時間，郭臺銘的飛機降落在哪，招商部門官員就跟到哪，在這背后，是一場由重構交通大動脈、建設本地保稅區、政府動員式招工組成的龐大計劃。

2010年8月，時任重慶市長黃奇帆帶隊趕赴北京，向海關總署、鐵道部提出開行一條重慶至歐洲的鐵路大通道的請求。請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計：鐵路雖然成本比海運高，但速度要遠遠領先。考慮到數碼產品更看重時效性，而且單價高，因此，鐵路運送會是電子產業的優選。

得到北京方面的許可以及和五個國家斡旋后，這條大陸橋被完全打通，僅需13-16天就可以將重慶電子產品運到德國的杜伊斯堡，時間僅為海運的1/3，高價值貨物運輸成本比海運還低。

渝新歐亞歐大陸橋

中西部陸路交通打通的同時，空運也在升級。2007年，河南新鄭機場改建竣工；2010年，重慶江北機場三期擴建完成；2011年，成都雙流國際機場貨站建成投運。三大機場的升級，意味著三省市每年的空運能力合計超過一百萬噸，相當于60億部手機。

鄭州航空港

蘋果產品制造有一大特點就是“兩頭在外”，即原材料從外進口，市場向外出口。因此對于加工企業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狀況是可以在保稅區內加工生產，從而免去進口零件和出口產品的流程、以及費用。于是，一系列保稅區建設，緊鑼密鼓的推進。

2009年，重慶便跑到北京申報了保稅區；一年多后，鄭州和成都也前后腳提了申報。為了加快保稅區運轉，鄭州喊出了“百日會戰”，三個月完成配套工廠和道路。很快，緊貼著機場跑道的保稅區工廠大樓就地而起，一輛輛巴士開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廠上班。

政府爭取富士康的第三個路數便是：親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廠，就有94條生產線，而且需要35萬工人火速到位。為了完成目標，河南省政府召開招工專題會議，層層分解到18個地級市，甚至鄭州每個社區居委會都要推薦10個人。成都勞動局則在火車站設立招聘點，現場招募農民工。

結果就是，電子產業鏈雖然部分離開我國東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產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產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慶則包攬了40%的筆記本電腦。三個省市的電子工業產值合計超過2萬億，相當于整個越南的GDP。

2012年，泰國爆發了50年來最大的洪水，災區遍及1/3的國土，皇宮也未能幸免。在泰國生產PCB的日本企業不得不選擇停工，蘋果也將這部分訂單轉移到了緩沖能力更強、修復速度更快的中國大陸。

三年后，中國芯片封測公司通富微電，將AMD位于馬來西亞檳城的工廠悉數收購。緊隨其后的華天科技，則買下了馬來西亞本土封測雙子星之一的Unisem，東方硅谷就此作古。

在中國大陸和東南亞的第二回合交戰，中國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線+保稅區+動員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產業鏈還在猶豫之際就把產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時，東南亞也迎來了亞洲金融危機后的最大變局：新的“經濟宗主國”韓國的到來。

 

2012年，三星會長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訪問越南，在當地召開會議，商討未來布局，最終決定把手機組裝業務搬到越南，并為之打造了一個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計劃”。這也意味著韓國開始接替日本，開始大規模布局東南亞。

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寧省安風工業區投建手機組裝廠，這座聳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廠被當地人稱為“三星城”，用于制造1億2000萬臺手機。工廠電子版上寫著：“SEV（三星越南）將成為世界最大的手機工廠，我們對此感到驕傲”。

東亞金融危機后，日本經濟總量原地打轉了整整近20年，而韓國卻從尸山血海中爬起來后，開始迅猛增長，超過俄羅斯成為了世界第八大工業國，人均GDP也達到了日本的7成。但狹小的韓國本土無法承載迅猛崛起的韓國企業，南下成為了必然的選擇。2014年，韓國超越日本，成為越南最大的FDI來源國。

越南主要FDI（外資直接投資）來源

近十年，三星在越南總計投資超過173億美元。僅智能手機一項，越南工廠每年產量就在1.5億臺左右，約占全球總產量的一半。而從整體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額達到600億美元，是越南全國出口的1/3。更為重要的是，韓國在親力親為的培育配套產業鏈的生長。

2014年，三星曾計劃從越南本土采購91種零部件，結果無一合格。因此，為了培育東南亞本土供應商，三星將大批專家派往越南，資金扶上馬，技術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業成為三星的一級供應商，190家越南企業參與了三星的供應鏈。

韓國布局四年后，贏得大選的特朗普也開始以關稅和政治施壓為杠杠，來撬動中國產業。除了直接粗暴的對中國出口加征關稅以外，美國政府還四處游說。今年9月份，美國在臺協會官員甚至與歐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舉辦了一個關于供應鏈重組的論壇，公開倡導轉移。

性質較敏感的網通產品，富士康原本在廣西南寧生產，如今已轉移到越南北寧，以服務于思科等美國大客戶。位居富士康之后的臺灣代工龍頭，如仁寶、緯創、和碩、英業達等公司，也都在行動。

“仁寶”重啟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廠，網通產品一廠即將滿載，生產PC的二廠也將在明年年中投產。一些心急的企業甚至等不及買地建廠。比如通信設備廠商“啟碁”則直接租下漢達精密的一間廠房，畢竟再晚一兩個月，美國大客戶可能就保不住了。

  

除了做代工的臺商，不少蘋果產業鏈上的大陸零件廠也面臨搬遷的壓力，德賽電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戶有七成產品要銷往美國，急著找過來要求在越南生產。立訊精密則表示，必要時公司會將受（關稅）影響的產品繼續轉移至越南或其他國家。而據富士康計劃，第一臺非中國造iPad明年將在越南誕生。

越南本身并不足為懼，但如果以越南組裝為核心，加上有電子產業鏈基礎的四小虎，這便會形成一個有實力的零部件供應商，成為中國本土制造業的巨大威脅。而這個威脅正在醞釀。

2015年，三星投資2880億韓元，在菲律賓拉古納(Laguna)建設MLCC工廠。3年后，菲律賓產能已經超過400億顆/月，占三星電機產能的40%，超過韓國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馬來西亞檳城的外國直接投資猛增了11倍，達到約20億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應商JabilInc等美國公司都在檳城建廠。

連遭受洪水重創的泰國電子產業，也看到了一絲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盤生產商希捷，關閉了自己三大組裝基地之一的中國蘇州工廠，轉而計劃在泰國布局自己一半的產能。

美國政策施壓、韓國砸錢派人，東南亞幾國再次發起了對電子產業鏈的爭奪，中國該如何守住西進的成果？

面對東南亞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國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強大的基建能力，深溝高壘，構建起一道防御產業鏈外遷的城墻。

制造業的流向，國家間的縱橫捭闔固然是影響因素，但歸根結底還是兩個字：成本。只要成本依舊能拉開與國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勢力都不可能逆經濟規律的讓制造業外流。

成本歸結起來，有五個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電、廠房、以及稅收。

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沒有美國強加的關稅，原材料、廠房、能源、價格也與中國相差無幾。這也是不少產業鏈愿意追隨蘋果和三星外遷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樣學樣的玩起來各種園區和保稅區，這讓中國不得不打出新的牌來守住產業。

這張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傳統藝能，改變西部地區的要素價格。

第一個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電站和光伏電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變中國西部能源結構。

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數百臺翻斗車和重型挖掘機正在絡繹不絕地從附近的山路上趕來。而在這里施工建設的，是世界第二大水電站白鶴灘水電站，該水電站預計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發電量將超過600億度，接近越南全國發電量的1/3，造價也高達1778億元，相當于越南財政一年1/3的收入。

白鶴灘的準備工程規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個縣11萬多庫區移民，再修上13座大橋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時間才處理好了外圍。而水壩里則有16臺50多米高、8000多噸重的百萬千萬巨型發電機，每一臺重量相當于一座法國埃菲爾鐵塔，也被譽為是水電行業的“珠穆朗瑪峰”。

白鶴灘水電站施工現場

在中國西南，長江電力主導的金沙江、華能水電主導的瀾滄江、國投電力和川投能源主導的雅礱江上，14座大型水電站交替開工和竣工。它們的電力，將是三峽發電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鶴灘、洛溪渡、烏東德水電站將分別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電站。在2022年以后，中國無疑會包攬全球水電站的冠亞季軍。

與西南水電同期進行的，還有西北的光伏發電。在過去的十年里，光伏長期被人冠以“騙補”的嘲諷，中國光伏企業也在殘酷的技術路線選擇中一茬茬的破產，但在2019年，人們終于驚奇的發現，已經有19個省能夠實現光伏發電成本與煤電打平，并且依舊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

達拉特旗光伏電站

另一張牌，則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運輸成本。具體來說，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鐵將西部整合成一張不輸東方的交通網，東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順暢的輸入到西部的生產基地。

2019年，貴州高速公路通車里程達6453公里，在全國位居第七位，超過江蘇，但這個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橋中有47座在貴州。是貴州有超過1400座隧道，讓貴廣高鐵一半都在地下通行。

改變了要素結構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幾張大牌。比如電價的下降，將會增強對高耗電的半導體產業的吸引力。以臺積電為例，其一年的耗電量130億度，如果每度電便宜1毛錢，每年就能節省2億美元的電費成本。

這意味著，西部可以成為半導體等高耗能電子制造業的基地。實際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碼了100多億美金，用于擴展芯片工廠。像三星這樣零部件廠內遷的產業并不少，京東方連續追加資金擴產的成都面板工廠、紫光集團準備投產的重慶存儲芯片基地，都說明第二次西進運動正在悄然進行。

這次，不是單純的組裝廠，而是更有技術含量的零件廠。這也意味著，西部在幾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會顯著低于東南亞，從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勢。

西進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腳步聲更近了。

在過去的四十年里，誰能當上世界工廠，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離不開擁有超大跨國公司的經濟體在背后的布局。

90年代的泰國，能成為“東方底特律”，離不開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離不開越南和韓國隱隱浮現的經濟同盟關系，本質上都是一個有布局能力的工業國在培訓一個頭號馬仔。

但無論是東南亞金融危機，還是次貸危機中的表現，都會發現這種捆綁式的發展的隱患：在經濟危機中，大哥一旦收縮自保，砍掉訂單需求和資金支持，小弟就要傷筋斷骨，很容易陷入繁榮衰退恢復的周期中走兩步退一步。這也導致了這些國家工業化水平總是難以有質的提升。

真正成為制造業強國，而不是“工廠”，不能只盯著領先國家的產業轉移，也要有內功：重工業化能讓本地配套低成本的發展起來，強大的基建能力能壓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級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這幾點，正是在中國每次和東南亞交手時所練的內功。

Top 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膠手套工廠，位于馬來西亞

上個月，他們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

第一次交手：東南亞搶到了日本的產業轉移，但由于基礎工業發展水平不高，讓泰國不得不大批進口國外的設備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時期，中國大刀闊斧的改革，鋼產量也突破1億噸成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發展中國家里成為獨一檔的存在。

第二次交手：東南亞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勞動力要素來爭奪產業。但中國反應迅速，搶先將產業內遷。這背后也是中國強大的基建能力，能在兩三年就將中西部荒無人煙的產業園建成交通、工廠、水電全部配齊的后方產業基地。

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級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產業鏈其實有了更為深刻的變化，那就是中國自己成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對高端制造業來說，僅僅一個不停電，就能淘汰一大片國家。

四小龍和四小虎的不同命運，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權政府主導下，誕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節奏進行投資的企業，三星在亞洲金融危機時的反周期產能投資、臺積電在次貸危機期間加大研發支出、都讓危機變成了機遇，這就是棋手和馬仔的區別。

中國在消費電子領域，已經誕生了掌握終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龐大的本地供應鏈，這意味著主動權本身是掌握在中國自己手中，選擇南下或者西進，都只是根據要素價格的選擇。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種外溢。幾個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應鏈布鏈能力，可以決定一個大國工業化水平的日子，其實已經過去了。

哈佛商學院的教授加里·皮薩諾曾在《制造繁榮:美國為什么需要制造業復興》中提到：美國人曾經認為，創新和制造是可以分離的，創新是白領在星巴克狂飲咖啡，苦思冥想，是企業家在午餐時在餐巾紙上勾勒靈感。但事實上，沒有工程師在工廠里對制造工藝苦心孤詣，這些創新都是紙上談兵。

把削切金屬、組裝零件、管理產線等臟活累活轉移出去之后，美國的創新，就只能在東方實現產業化。當美國試圖讓制造業回流的時候，已經找不到足夠的駐場工程師和高素質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廠歷經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從麥當勞招聘產線操作員。

一個國家要想保障普通民眾的就業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丟掉制造業。無論是大洋彼岸的《美國工廠》，還是我們自己拍的《鐵西區》，都在不斷地拷問我們：降低制造業成本的努力，我們做得足夠多了嗎？

自然環境、基礎設施和耕地紅線一直是制約中國西部發展制造業的掣肘。但在可見的未來，無論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網絡，還是水電光伏的超級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斷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讓制造業留在中國，讓就業留在中國，讓有尊嚴的生活留在中國。

那些“制造業外流能倒逼產業升級”的鬼話，連信都不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