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光學》的《院士訪談》欄目于2023年2月4日發表第十二期——中國科學院西安光機所侯洵院士。文章以侯洵院士自述口吻講述了他個人的成長經歷、工作經歷，其中飽含的濃厚家國情懷極具感染力和教育意義。現將文章全文轉發，邀請您走近侯洵院士，一起了解他“為了國家‘千方百計’”的源動力和內心世界。
一、苦難的童年，偉大的母親
1936 年 12 月 6 日，我在老家陜西咸陽周陵鎮出生。
我出生后，衣胞便被家人裝進一個瓷罐中，同存于罐內的還有一塊石頭和一張書有“魏家的外孫侯家的子，石頭爛了你再死”的紙條。罐子密封后，埋在了后院一個大樹下。這是老家當地的習俗，算是對新生命到來的一種特別的祝福。
可惜，我經歷的是一個充滿苦難的童年。我半歲時，日寇發動了“七七事變”，開始對我國大規模侵略。太原會戰后，日寇于
1938
年春占領運城，在運城至臨汾一帶部署重兵，準備隨時渡過黃河占領陜西，從而使中國政府喪失抵抗意志。在陜西和關中平原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由抗日名將孫蔚如領導的陜軍挺身而出，奔赴中條山地區血戰日寇。在
1938—1940 年的兩年內，這些關中子弟以血肉之軀死守中條山，打退了日寇的十多次進攻，使日軍始終未能渡過黃河入陜，直至他們戰敗投降。
我父親侯毓龍就在孫蔚如領導的第
4 集團軍下轄的第 96 軍 177 師服役。1939 年 6 月 6 日，日軍以 3
萬兵力外加飛機支援，大舉進犯中條山，意在消滅我中條山全部軍隊，史稱“六六會戰”。此役最終由我方獲勝，但傷亡巨大，犧牲多達 8000
人。我父親就是在此戰中為國捐軀。
在隨后的日子里，我母親帶著我和我的弟弟毛娃住在娘家，依靠國民政府發放的微薄撫恤金生活。然而在舊社會，帶著兩個小孩的寡婦是不受娘家待見的。不久，我們便被趕了出來，只好暫住在縣城里一個親戚家。后來，弟弟毛娃因無錢治病夭折。母親悲痛欲絕、嚎啕大哭的情景，無數次出現在我的淚夢里。
隨后，母親帶我去了西安上學。上學期間，未能進入陜西的日寇賊心不死，經常派飛機轟炸西安，讓西安人不得不經常“躲警報”。所謂“躲警報”，就是政府在獲知日寇轟炸西安的飛機起飛時，會在城墻上的高桿上掛起大紅燈籠，同時拉響汽笛。先是長鳴，人們聽到便會向防空洞走去。當敵機越過潼關時，城墻上會掛起三個紅燈籠，汽笛發出每組三短聲的緊急警報。這時人們必須已經進入防空洞內。防空洞通常有兩類。一類挖在大住戶的院子里，另一類挖在城墻里。那時，城墻到處挖有坑道，是距城墻不遠的所有居民的防空之所。我們住在距城墻不遠的一個什家院里，住戶都是收入勉強維生的小市民，根本沒有財力在自己的院子里挖筑防空洞，因此一遇警報就跑向城墻。由于貧困，我上小學三年級時還在課余賣過報紙、蚊香等小物件。
我的母親魏筱蘭上學上到初中，后因為近視，看不清黑板上的字且常常遭到同學嘲笑而輟學。但由于自小喜歡讀書，又受到自己親哥哥和眾多本家上學兄長的影響，她知書達理、深明大義并且很注意子女的教育。她十分熱心街道辦事處布置的各種義務工作，先后擔任過居民委員會的調解主任和居委會主任近
20年之久，直到我們家因為拆遷而搬離那里為止。我上初中時，每到星期天回家，總會遇到我們所在的街巷的居民因為各種糾紛而來找我母親評理、調解。母親總是耐心地聽他們訴說，和他們商量，評說其中的是非，調解其中的矛盾，平息他們的情緒，直到問題解決為止。很多時候顧不得自己家里的家務，甚至顧不上吃飯。她因此深得本街巷居民的愛戴，以后又升職為居委會主任，這些都是義務的，不掙一分錢。
母親用她的行為教會我愛國愛人民，為人民服務。她對我的教育從來都是以和顏悅色的諄諄教導為主，以表揚為主，及時肯定我的每一個進步。終其一生，母親從來沒有罵過我一句。她教導我的就是“精忠報國”，學好本領，全力為國家做事。我因工作繁忙，沒法常常回家看望她，偶爾回家也只能停留很短時間，母親卻總是說：“自古忠孝不能兩全，你忙你的公事去吧”。可是我知道她內心深處是渴望常常見到我的。八十年代后期，有一次我回家，媽媽曾對我說“一娃(我的乳名)，媽老了，你常回家來看看。”從那以后，只要在西安，我每周總要回家看望我母親，但每次在家停留的時間都大約只有半小時左右，但母親卻始終理解我的匆匆。等到我母親
1992 年 10
月去世之后，特別是我也老了的時候，我總后悔沒有更多地陪陪我親愛的媽媽。母親對我的精心養護、言傳身教以及曉以大義，對于我的成長與成才起了根本性的作用。
二、十分貪玩，十分努力
我的小學叫“女師附小”，是一個模范小學，教師和校舍都很好。在這里我得到了啟蒙教育和念中學必要的基礎知識，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關于寫字。那個年代，初小四年，高小兩年。初小的作業是用毛筆寫大小字，而我因為要幫母親做一些家務，且又貪玩，所以常常不能如數上交作業，還有時索性就不寫作業。每遇這種情況，班主任蔡老師就提著我的耳朵把我拽起來罰站。當時頗覺尷尬，也絲毫沒有感謝老師教誨的意思。然而長大后，我常常為自己的一手爛字羞愧，特別是當被人要求題詞或簽名的時候，總不由得就想起蔡老師。如果當年按她的要求認真練了字，就不會有這一輩子的難為情了。
高小時的我依然貪玩，常和幾個同樣貪玩的同學在下午放學后到蓮湖公園玩一種特殊的“樹上捉迷藏”——參與者都攀上同一株大樹，停留在不同的分支上，其中一人被蒙上雙眼，摸索著去抓其他人。這樣危險的游戲持續了好長時間，直到我的右臂被樹杈嚴重劃傷，方才罷休。
1949
年 9
月，我進入西安二中初中部學習。這個學校的前身是“陜西省中山學校”，是陜西師范大學附屬中學的前身。那時，無論家住得遠近，全體學生一律住校。我們全班幾十名男生住在一個很長的大通鋪上。包括我在內的不少人，都是每周回家從家里背一大袋、足夠吃一周的饅頭，還有一罐辣椒炒咸菜，掛在大通鋪自己鋪位對應的墻上。學校供應開水，我們一天三頓就是吃喝這三樣東西。周而復始，悠忽三年，未以為苦。在那個剛剛經歷了十余年戰爭的年代，有白面饅頭吃已經是很幸福的了。
學校有一個很大的操場，除容納了一個標準足球場外還有好幾個籃球場、排球場、壘球場以及單雙杠等體操場。初中三年，我愛好運動，組織過一個名為“前進”的壘球隊，玩了一學期，隨后這項愛好被踢足球所取代。大學時我在足球校隊當了三年的左前鋒，這使我有了一個好身體。
西安二中初中部的校長是著名教育家鄭竹逸，他是一位文質彬彬的老師。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精通波蘭柴門霍夫博士創造的人造語言——“世界語”，并在學校開過講習班，意在推廣。聽課不分年級年齡，沒有門檻，因而我也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上過這個講習班。我們每周上六天課，周日休息。課程有語文、數學、物理、常識。這些科目的老師水平都很高，尤其是物理，讓我在那時就有了將來大學學習物理的想法，后來物理更成了我終身學習、研究的學科。
1952
年夏，我上了西安高級中學。這是一所歷史悠久，名師薈萃的名校，是西北地區辦學歷史最悠久的學府，是一所始終與國家民族同呼吸共命運、共擔當的學校。西安高中的教師隊伍是很強的，其中不少都在我們畢業后調入大學任教了。他們不僅教給了我們知識，而且激發了我們的學習熱情和追求卓越的理念。當社會上和學校掀起閱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風潮時，語文老師在我們年級黑板報上寫的“自然界沒有天然的鋼，社會也沒有天生的英雄，只要不斷地鍛煉就是”激勵了我一生。我們學習到了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增加了對祖國的熱愛，也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們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的形成。物理老師精彩的授課加深了我對于物理的喜愛，并且最終確立了大學報考物理專業的志向。
高中三年，我各門功課考試成績都挺好，每學期考試總分都是班上第一。但我實際上是一個愛玩的人，喜歡拉二胡、彈揚琴，喜歡唱歌，當然還愛踢足球(可惜西安高中并沒有足球場)。在這些活動占去不少課余時間的情況下，我學習成績依舊很好的原因是——上課聽講。無論什么課，我上課都十分專心聽講，務必把老師講的融會貫通，然后在下課休息的十分鐘內迅速把老師講的要點回憶一遍，這樣就加強了記憶。我認為，這種立即回憶比過一段時間復習在加強記憶方面要有效得多，它可以省去我以后的多次復習。
高中階段對于一個人的成長是十分關鍵的，這段時間正是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逐漸形成的時期，也正是人生意氣風發，“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的時期。在這個成長期，各方面的底子打好了，以后無論學什么做什么都會成為一個對國家對社會有用的人。在此期間，我將“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心如平原縱馬，易放難收”作為我的座右銘，并牢記終生。
2021
年 11 月 6 日是母校 130
歲生日，我應邀參加了這次盛會。會前校領導引我參觀了校容和校史展，還贈給我一份“秋五五級乙班學生學籍簿”中我的學籍表。這張 66
年前的學籍表真是令我喜出望外，我沒想到全體中學生的學習成績與操行評分學校居然一直保留著，從這個方面可以看出百年老校的辦學作風何等嚴謹啊！
表中我的學習成績不錯，唯有第一學年的操行評分是乙，這讓我想起一件事——有一天晚上大家都在上晚自習，我卻想敲揚琴，為了不影響別的同學，自己到學校的校長會議室(那里當時開著門卻空無一人)敲揚琴去了，正敲著被校長余達夫碰個正著，理所當然地受到了“不務正業”的批評。現在想來，那時的我，確實是貪玩過頭了。
人生總會有一些意外。1955 年夏的高考，物理考試我全場第一個交卷，然而卻在一個十分簡單的題目上犯了錯誤，沒有留心凹透鏡符號而把它當作了凸透鏡，結果沒能進入我最心儀的學校。最終我考入自己填報的第一志愿的第二個學校——西北大學，依舊是物理專業。
西北大學成立于 1902 年，是高等教育部直屬學校，英國大百科全書列出的中國十幾個高校之一，也是當年全西北聲譽最高的大學。我們進校時，校長是著名學者侯外廬，教務長是留法學者、物理學家岳劼恒，物理系系主任由他兼任，后來由從復旦大學物理系副主任崗位上調來的江仁壽教授擔任。
那時我國高校都在學習蘇聯，學生考試實行的是逐個面試，五分制。我記得第一學期只考三門，我物理、數學、政治全部五分。第二學期還是考三門，我物理數學依舊五分，然而政治卻意外地得了四分，當時還頗不服氣，覺得自己都答對了，是不是老師能給的五分名額有限，到我時他已用完了？
這一年，黨號召向科學進軍，學校一派生氣勃勃、欣欣向榮的氣象。我們大家都在響應黨的號召努力學習，同時也憧憬著祖國和自己的美好未來。這一年，給我印象很深的是華羅庚先生的一次鼓勵青年學子向科學進軍的廣播講話。在那個報告中，華羅庚先生根據他自己的親身經驗說：專業書是“由薄念到厚再由厚念到薄時就念好了。”
“遇到難題，只要你解決這個問題的基礎知識夠，不斷思考，總有一天會豁然開朗，想出解決辦法。”他還說：“每當你嘗試了多種途徑而仍未成功，因而感到走投無路時，你可能已經站到成功的邊沿了。”這是一段鼓勵我們要有攻破科技難關的勇氣和信心并持之以恒的諄諄教導。我記住了，并且在后來的科研實踐中屢試不爽，受益終生。
還是在大學期間，我讀到了魯迅先生關于珍惜時間方面的警句：“時間就是性命,無端地空耗別人的時間，其實是無異于謀財害命。”他還說過，“急不擇言的病源，并不在于沒有想的工夫，而在于有工夫的時候沒有想。”這兩句話同樣伴我一生。
在大學期間，我讀過兩本科學家傳記。一本是普朗克科學自傳，這是一本普朗克自己寫的很薄的書。普朗克是首先提出量子論的偉大物理學家，他早期研究項目的頻繁變動及對科學的嚴肅認真與創新精神都讓我印象很深，也對我愉快接受自己科研生活早期的多變有重要影響。另一本是居里夫人傳，這是居里夫人的小女兒艾夫？居里寫的比較詳盡的傳記，居里夫人的艱苦奮斗、在困難面前永不低頭、沒有條件創造條件開展研究工作的精神以及她的愛國精神都深深感動了我。
大學的生活是很活躍很豐富的。學習之余，我釋放了在西安高級中學因為沒有場地而被壓抑了整整三年的踢足球的強烈欲望。由于有初中的良好基礎，我隨即被吸收進了學校的足球校隊，而且由于跑得比較快，左腳也能踢，做了幾年的左前鋒。不過，我始終只是一個普通隊員，成不了主力。從初中一年級就戴起的近視眼鏡大大妨礙了我運用頭球拼搏的能力。在大學里，我依舊喜歡用高音二胡或揚琴演奏廣東音樂，偶爾還作為學校的文藝項目到外面表演一下。
我們五九級，經歷的國內政治運動較多，著實占用了我們不少時間，自然也影響了我們學習的質量。但是，除了政治、外語，我們還學習了斯米爾諾夫著的高等數學、數理方法，此外，四大力學的每一門都作為獨立課程學過了。這些都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礎。更重要的是，在大學期間我學會了如何學習。老師的言傳身教使我初步學會了如何做人做事做學問。感謝母校的培養！
三、做科研，“彎路”不彎
1958
年 8
月，中國科學院西安原子能研究所成立，其依托于西安交通大學工程物理系。這個所在西北大學建立了一個“第一研究室”，成員是從學校物理系四年級學生中抽調的。我是五名成員中的一個，這輩子的科研生涯也就此開始，有些倉促，并且也頗感知識與訓練的不足。
1958 年 9 月 1 日，我們正式成為中國科學院西安原子能所的職工，但工作由西北大學物理系安排：我們一邊工作，一邊繼續隨原班級上四年級學習主要課程，例如量子力學等，直到 1959 年夏畢業，方才完全脫離學校。
在那個火紅的年代，我們剛一入職，領導就立即布置工作——也許是出于鍛煉新手的目的吧，畢竟到那時為止我們都還從未做過任何研究工作。當時分配給我的任務是獨立制造一個威爾遜云室——一種探測高能粒子徑跡的設備，這是一種成熟技術，其利用過飽和蒸汽在由高能粒子造成的電離粒子上凝聚顯示。那時我們已經學過了熱力學與統計物理以及原子物理，所以理解它并無問題。主要工作是設計一個可抽空、可充氣、可做絕熱膨脹的容器。由于是綜合大學，我們物理系初年級還學了機械制圖，同時物理系還有一個附屬機加工場，因此設計和加工都沒有問題。
為了抽真空，我從物理系的器材倉庫里領回一個真空泵。它是捷克產品，說明書是捷克文。當時可接觸到的人中并沒有掌握該語種的。無奈中，我只好去學校圖書館碰碰運氣，居然找到了一本捷克語語法和一本捷華小詞典。考慮到這個詞典可能沒有多少專業詞匯，我又借了一本捷俄詞典(我在高中和大學前兩年學的都是俄語)。我花一整天時間瀏覽了捷克語語法，然后開始逐字查字典翻譯那份真空泵說明書。在外人看來，我不是在看一份說明書，而是一直在看一本字典，因為我幾乎得逐詞逐句地查，但盡管如此，我還是在一周內譯完了這份說明書，隨后順利調試了該泵并用于已加工完成的整機。
這個威爾遜云室的制作前后總共大約歷時兩個多月，到年底徹底完成。雖然速成的捷克語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凈，但這段經歷讓我受到了搞科研就要“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的初步鍛煉。這是母校物理系對我成功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教給了我從事物理學研究的基本知識，還引導我摸索如何進行科學研究。
在那個大躍進的年代，絕大多數人腦袋發熱，西北大學也要建原子反應堆。作為西安原子能所第一研究室的一員，我自然責無旁貸，火速去西安市新華書店外文部內部發行室買了厚厚的《Nuclear
Reactor》一書。還沒等我讀幾頁，又說改為建加速器，并說準備派我去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學習加速器方面的知識，我趕緊去買了有關加速器的書籍，但過后又泥牛入海無消息了……在那段時間，給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有一次學校教務長兼物理系系主任岳劼恒教授到實驗室視察，在談及超英趕美以及學校的大躍進時，這位曾留學法國的著名學者說：“西北大學辦五十年，能出一兩位知名科學家就算沒有白辦”。在當時的氛圍下，岳先生頭腦冷靜并敢于說真話的實事求是精神使我肅然起敬，緬懷至今。
1959
年夏，前蘇聯在成都舉辦“原子能科學與工業展覽”。展覽會舉辦有訓練班，其中一個是為期一個月的“輻射防護培訓班”。研究所找我談話，說原子能所離不開使用具有放射性的設備，也避免不了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因此必須有人熟悉輻射防護，故打算派我前去。我從未學過醫學，然而還是服從了安排。一個月后結業，我的確學到了不少輻射防護和急性放射病急救的知識，覺得收獲滿滿。大凡一個人進入一個新領域，除感新奇外，總會很快就覺得自己已經掌握了大量知識，其實只懂了一些皮毛。蓋初入門，不知深淺也。回所匯報所學后，還沒等到應用，研究所就另有任務了。
1960
年初，西安原子能所的西安交大部分和西北大學部分都遷到了中國科學院陜西分院科研區內。同時，研究所接到了上級下達的從事受控熱核反應研究的任務。受控熱核反應有幾種磁約束形式，下達給西安原子能所的是研究“箍縮效應”。同年
3 月，所里派我赴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 14 室理論組進修一年。14
室是專門研究受控熱核反應的，成員都是一些年輕人，且大多出身名校。室主任是王承書先生，他們 1956
年全家放棄在美國的優良工作與生活條件，毅然回國參加祖國建設。王先生的學術聲望和她的愛國精神使我十分崇敬。我此前從未接近過這樣的大學者，更別說在其指導下學習了。
到了
14
室以后，我首先學習了王承書先生翻譯的美國從事受控熱核反應研究的“雪伍德方案”，然后參觀了整個研究室，主要是一個名為“小龍”的實驗裝置。它是一個利用兩端的磁鏡反射帶電粒子的
等離子體約束裝置。進入理論組之后，副組長轉給了我一些王先生讓我閱讀的俄文文獻，估計是他們考慮到我高中和大學時學的第一外語都是俄語，二外選的是德語，看英語文獻有一定困難。“受控熱核反應”是由兩位蘇聯科學院院士建議并在世界上最早搞起來的，可學的東西很多。王先生對一個外所派來學習的小青年的關心令我十分感激。理論組在一個大約四十平米的室內，這里有她的固定座位，王先生常常來理論組。我到理論組不久，王先生專門回到理論組找我談話，她首先告訴我美國和蘇聯科技的各自特點，認為蘇聯科學技術的數理基礎非常扎實，而美國的科技規模很大，新技術很活躍，數理基礎不扎實，就好像高樓建在沙灘上。她認為我國的科技應當兩者并重，特別注意打好數理基礎。然后，她要求我讀蘇聯科學院院士朗道和栗弗席茲所著的“理論物理教程”。后來又有一次，她告誡我研究物理問題一定要首先把物理圖像搞清楚，要避免“公式都會推導，但對其物理意義卻不了解”的情況。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受到著名物理學家的當面教導，我牢牢記住她的教導，并貫徹在了后來進行的所有研究中。
我沒有讀過研究生，因此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學術導師。但從實際指導我做研究而言，王承書先生就是我的導師，她的教導使我終生受益匪淺。王先生在
1961 年 3 月離開了 14
室，這時我的一年進修期已滿，按協議回到了中國科學院西安原子能所受控熱核反應研究組的理論組，從此再也沒能和王先生有任何聯系，也沒有獲得過任何有關她的消息，因為她已經自愿隱姓埋名為國家的絕密任務——核武器研制研究鈾濃縮去了。直到
1994 年 6
月參加中國科學院院士大會期間，我和同一學部的院士閑談時，才得知王先生調離原子能所后去了哪里，但也同時得知王先生當時已住在醫院并且不省人事，我立即決定利用會議休息時間去看望我敬愛的老師。到了那里，我看到王先生瘦弱的病體靜靜地躺在床上，叫也沒有任何反應，悲從中來，不禁落淚。后來知道，在我們去看望她后
10 天，王先生就于 6 月 18 日與世長辭。由于她的學術水平和對我國鈾濃縮的重大貢獻，她 1980
年就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她熾熱的愛國精神、三嚴的工作作風、隱姓埋名對我國核武器與核能事業所做的開創性的巨大貢獻以及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高尚品德和對青年人的關懷愛護與諄諄教導，都對我一生的做人做事做學問產生了重大影響。
1961
年，國家進入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的調整時期。西安原子能所有關受控熱核反應的“直線箍縮效應研究”下馬。根據錢三強的建議，中國科學院黨組和二機部黨組會同有關方面研究決定：在西北大后方建立第二個光學精密機械研究基地(位于長春的中國科學院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為第一基地)。
1962
年 3 月 3 日，陜西分院宣布以中國科學院西安原子能所、中國科學院陜西分院應用光學所、機械所和自動化所部分人員為基礎，并從長春光機所選調 5
名助研和工程師，組建中國科學院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西安分所。我從事受控熱核反應理論研究的任務就此徹底結束。盡管從水平而言，也許我只能算作在等離子體物理，特別是高溫等離子體物理的門口望了一望，還算不上入門，更談不上登堂入室。但在做人與做學問方面，我的確學了不少東西。親眼近距離看到中國科學院原子能所的幾位著名物理學家，耳聞目睹他們的風范與事跡給了我很大激勵，而王承書先生的親自教導則更使我受益終生。
1962
年 3 月 27
日，中國科學院正式下文成立該所，任命中國科學院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副所長龔祖同研究員為西安分所所長。一個為我國原子能事業服務的完整的光學精密機械研究基地就此建立起來了。我作為西安原子能所的成員，自然而然地成了這個新研究所的成員，直到如今。
四、為國家，“千方百計”
1963 年 5 月，研究所開始承擔為我國首次核試驗研制高速攝影機的任務。在研制兩彈一星的年代，研究課題不是自下而上地申請來的，而是上級做好頂層設計，研究任務層層分解下達。
很快，我被告知從研究等離子體物理轉向研制超高速光學快門，也就是要從理論工作轉為實驗研究。這個彎轉得不可謂不大，而且當時大多數人都更愿意從事理論研究。但當時我并沒有鬧什么情緒，內心也的確沒有經過什么激烈斗爭。原因很簡單，我們這一代人絕大多數都沒有什么個人前途或人生的考慮，大家都是為祖國為人民服務，需要干啥就干啥。其次我也了解到當時國內搞理論研究的偏多，搞實驗研究的偏少(這是當時國內科研條件很差，實驗容易受到儀器設備條件限制造成的)，國家科學技術的發展確實需要有一部分人轉向實驗研究，更何況當時我們要做的是國防重大科研任務。于是我愉快地服從組織分配，加入了研制克爾盒相機的隊伍。
這個相機包含了光學系統、克爾盒以及電控系統三大部分，其核心部件是克爾盒快門。這是一個利用硝基苯電光效應的器件，由正交的兩個偏振鏡中間夾一個克爾盒組成。克爾盒內裝有一對平行的金屬平板電極和高純硝基苯。平板的方向與偏振片的振動方向成
45 度角。由于硝基苯在 5 °C
結晶，從而喪失功能，因此我們在克爾盒圓柱形外表面涂以二氧化鋅導電薄膜，用以通電加熱盒體，使之在零下三十多攝氏度的環境下仍能正常工作。
我當時先協助玻璃燈工潘師傅研制克爾盒盒體，克爾盒制成后負責克爾盒快門的試驗與參數測量。其中最重要的是測量克爾快門的透光率——電壓曲線，并由此獲得其全開電壓以及全開電壓下的透光率。克爾盒快門研制的新任務要求增大光學口徑，可是要增大光學口徑就必須增加克爾盒中兩個平行平板間的距離。距離加大，電極間的電場強度就會降低，要使快門全開就必須提高工作電壓。由于原來的全開電壓已經超過
10kV，再增高不僅元器件有問題，運行起來也容易產生打火放電。雖然加長電極板在光傳輸方向可以降低全開電壓，但是電極板長度的增加會遮住部分光束，達不到增大光學口徑的目的。
既要增大口徑又不能提高全開電壓，這是一個難題。那時我想起了華羅庚先生
1956
年在給大學生的報告中所說的話。大師的經驗激勵我不斷思考，有一天早上騎車去買菜回來的路上，一個利用雙楔形電極的想法忽然冒了出來。隨后利用數學上的保角變換，將楔形的平板變為平行平板，再利用求解平行平板間的電場強度的現成公式求得了計算楔形板間電場強度的解析公式，據此導出了計算雙楔形克爾盒快門的全開電壓公式。由于雙楔形克爾快門是放置在光學系統的出瞳處的，而楔形電極板的夾角與光束的夾角相同，加長電極板并不遮擋光路，因此可以利用加長電極板來調節全開電壓。當然，電極板加長會增大極間電容，從而影響快門開關速度，需要適可而止。由于保密的緣故，我們沒有發表這方面的工作。兩年之后，國際上發表了同樣的工作。
那是一個艱難時期，尤其對于這個剛剛拼湊起來的研究所。所里除了一位一級研究員(龔所長)和一位副研究員、一位助理研究員、兩位工程師之外，就是一批
1958
年自大學抽調出來的以及隨后從大學畢業統一分配來的青年。至于研究條件則更是一窮二白，例如制造克爾盒體時需要用高溫火焰將兩片有光學質量的平板玻片熔封在一個玻璃盒子兩端，作為克爾盒的通光窗。但當時西安市沒有煤氣或天然氣，因此我們就必須從建立可以穩定供應可燃氣體以便玻璃燈工可以工作的裝置開始。我們因陋就簡，用空氣壓縮機使空氣穿過一個盛有部分汽油的容器從而成為可燃氣體，同時自己制造一個可以由容器內的壓力控制空氣壓縮機的開關的裝置以實現可燃氣體的穩定供應。也許可以這樣形容當時研制工作的狀態：要吃饅頭就得從種麥子開始。
要在這樣簡陋的條件下，完成國家首次核試的兩種高速攝影裝備，其難度之大可想而知。然而我們最終還是克服了重重困難，如期完成了任務。1964
年 10 月 16
日，這兩套裝備參加了我國首次原子彈爆炸實驗，成功地拍攝記錄了原子彈爆炸初期火球擴展的系列圖像，取得了早期火球半徑隨時間變化的規律及早期火球表觀溫度的變化規律等重要數據。西安光機所研制的高速攝影機和單片克爾盒高速攝影機榮獲中國科學院
1964 年優秀獎、1978 年全國科學大會獎，也是 1985 年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現代國防實驗中的動態光學觀測及測量技術”包含的項目。
回憶那個年代，雖然要千方百計地創造研究設備與器材條件，需要各方面協作得很好，但我們不用花巨大精力去爭取課題，也不需要面對評估，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解決科學技術問題里，心里只裝著周總理的指示：“精心設計，精心施工，團結協作，萬無一失”。盡管任務緊，加班加點，身體很疲憊，心情卻相當舒暢。
這條科研之路，一走就是一輩子。1991 年 11 月，我當選為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學部委員，這是一個巨大的榮譽。我從內心深處認為，這個榮譽是屬于西安光機所的，是屬于我們那個長期共同艱苦奮斗的團隊的。
我的成長與進步是黨和國家教育培養的結果。我能取得一定成績，是組織給了我一個發揮自己能力的平臺的緣故。成長的過程中，老一輩科學家王承書、龔祖同、王大珩、王淦昌、陳芳永們的家國情懷與科學精神時刻激勵著我。他們的言傳身教使我受益終生。還有關鍵的一點，這些成績的取得，都是團隊成員長期共同努力的結果。如果沒有團隊的合作，這些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
對于個人來說，科學成就的取得需要堅持的毅力、克服困難的信心和勇氣。勇于探索、甘于奉獻，為了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不懈奮斗。唯有“千方百計”，方能取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