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產業鏈重構的趨勢
全球產業鏈重構有變化的內容，也有不變的內容。第一個趨勢是全球分工不斷地深化。這是全球產業鏈不變的一個內容，但是它的分工和深化實際上是在加速。
回顧過去幾十年，推動全球分工不斷深化，從而形成今天的全球分工網絡有兩個基本的因素：第一個基本因素是技術進步的推動，多種技術在推動全球分工的深化。其中有兩類技術是特別值得關注的。
第一類是跨境物流運輸的技術。國際貿易本身就是全球產業鏈分工的結果，因為物流太貴，所以每個商品都有一個自己合理的物流半徑，太遠物流成本過高就不合算了，競爭不過進口國。當年的絲綢之路是靠駱駝運輸，海上絲綢之路靠船隊，效率都很低，后來隨著技術進步才有了汽車、火車和飛機。目前影響全球貿易最重要的物流技術是大規模海運技術。今天的集裝箱海運船造得越來越大，以前我們覺得萬噸巨輪已經大的不得了了，但是現在建造的集裝箱輪或者是拉鐵礦石的散裝船可以達到40萬噸。如果你到碼頭去看，整個船有一百多米長，非常壯觀。原來對港口水深的要求是幾米就行了，現在要深十幾米、二十幾米船才能靠上岸。為什么要造這么大的船呢，因為裝的貨物越多，攤到每噸商品上的物流成本就會越來越低。
集裝箱運輸是制成品運輸最大的載體。雖然現在中歐班列發展很快，但是中國絕大部分的商品進出口都是通過海運來實現的。正因為如此，全球經濟的重心都在向海岸帶靠近，也就是說離海岸、離港口大概300公里以內是全球經濟的重心，內陸的城市在參與國際競爭中處于不利的地位。
第二類是信息技術。你要開展國際貿易、開展國際投資，就必須進行頻繁地信息交流。以前人們靠寫信、發電報，后來發傳真，效率都不高。記得當年我要給美國的一所大學發一份傳真，當時北京市的民用電訊，只能在復興門電報大樓辦理發送國際傳真，而且發一份傳真A4一張紙就要花130多塊錢，我當時在大學當講師，一個月的工資才97塊錢。如此之高的信息流成本，當然會大大地阻礙國際貿易、國際投資的進程。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想到非洲投資建工廠，怎么實施管理呢，怎么才能掌握它的經營狀況呢？我整天打國際長途電話得多貴啊，你想讓非洲的公司頻繁地匯報它的運轉情況都是不可能的。
但是因為互聯網信息技術的進步，今天我們想發一個電子郵件，或者直接拿手機發一個語音，非常方便，成本近乎于零，它大大促進了跨國貿易、跨國投資。而且信息技術的進步，又改進了我們的物流。現代物流有一項特別重要的進步，就是通過信息技術來管理物流，可以讓庫存做到最低，讓貨物往來運輸能夠做到更加的均衡，充分利用運力降低成本。所以這兩個技術是最重要的。
今天大家問產業鏈重構是不是因為逆全球化思潮就反過來了？我的回答是不會的。物流成本還會進一步降低，信息技術還會繼續地進步，作為推動全球分工深化的技術進步的力量是在強化而不是在減弱。即便今天的技術水平已經足以支撐很深的國際分工，未來的技術還會進一步推動全球分工的深化。
第二個基本因素是制度性障礙的持續減少。影響全球化除了技術因素以外，有一個障礙就是各國的制度。在1929 -1933年大蕭條以前是有過一輪全球化的，那時候不僅投資是自由的，貨物是自由的，人的跨境流動都是自由的。大家都看過一個電影《泰坦尼克號》，那個杰克小帥哥是怎么上的船呢，因為他在賭場贏了一張船票，拿了船票就可以上船了，如果是今天他還得去申請簽證。所以，那時候人的跨境都很自由。但是到1929-1933年，美國出現了大蕭條，失業率急劇上升，25%的人失去了工作。當時美國率先實行了以鄰為壑的貿易政策，把關稅抬得很高，保護自己的市場，想著要少進口多出口。美國作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開始抬高關稅，于是其他各國競相模仿，也紛紛加征關稅。
所以，在1929年、1933年，由于美國以鄰為壑的貿易政策，使得世界各國的關稅水平都大幅度提升，導致那一輪的全球化出現暫停。這個暫停一直持續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大家反思說我們為什么會發生世界大戰，一個重要原因是全球市場出現了分割。這種情況下，德國、日本這些新興的國家要獲取資源、開拓市場，它不能通過經濟的手段來實現，于是就引爆了戰爭。所以，自由貿易本身可以為全球和平創造條件。當然如果說有了自由貿易就沒有了世界大戰，我們還不能這么說，但是它的確有利于減少發生戰爭的概率。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人們開始思考如何構造一個持久和平和繁榮的世界，除了在金融領域搞了一個布雷頓森林體系，在國際貿易方面認為要搞自由貿易。所以當時計劃搞一個叫國際貿易組織——ITO，在還沒有達成共識的時候就先簽了一個關貿總協定，最早是23個締約方，當時的中華民國是締約方之一。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重新申請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方的地位。
關貿總協定經歷了8輪的談判，不斷消除影響貿易和投資的制度性障礙。最早是降低關稅，現在發達經濟體的關稅水平平均2%點幾，中國的關稅水平平均值是7.5%，實際征收水平是4%點幾，所以關稅已經不是影響國際貿易的主要障礙。更重要的是取消了所有的非關稅壁壘，就是所謂的進口配額、許可證等等。烏拉圭回合又開始談服務貿易，達成了《服務貿易總協定》、《與貿易相關的投資協定》等等一系列的協定，在多邊層面上大大地降低了制度性障礙，大大提高了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
與此同時，自由貿易的理念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接受。很多國家在國際條約的義務下不斷地削減關稅、非關稅壁壘、投資壁壘，同時自主做了很多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舉措。所以說，影響全球貿易投資制度性障礙在持續地下降，這股力量推動了全球的分工。技術與制度兩種力量共同推動全球分工不斷深化，全球分工的這種網絡體系，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全球生產鏈、供應鏈、價值鏈等等。
從投資的角度來看，全球出現了不同的投資跨境轉移，最早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從最發達的經濟體向次發達經濟體的跨境轉移。二戰結束以后日本開始重新恢復經濟，日本在上世紀40年代末到50年代，出口的主要是紡織品、服裝、鞋帽等等。它的經濟恢復很快，由于勞動力的成本上漲，它的紡織服裝在成本上就沒有競爭力了，于是它就開始向亞洲的新加坡、韓國、中國的臺灣省和香港這“四小龍”轉移。
到了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四小龍”的成本又上漲了，所以他們就開始尋找更低成本的產業承接地，更多地轉移到泰國、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正好在當時中國開始從封閉走向開放，實行了對外開放的政策，中國的勞動力比東南亞還便宜，大概成本只有東南亞一些主要經濟體的三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
特別是我們在計劃體制時期形成了一個比較完備的工業體系，有制造業的基礎，勞工素質也很好，所以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國參與到全球經濟大循環當中，大力發展加工貿易，變成了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最重要的承接國。不管是日資、韓資的還是港資、臺資企業，它有資金優勢、技術優勢、生產組織的優勢。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優勢，就是全球銷售網絡的優勢。比如國內企業原來也能生產紡織服裝，但是在加工貿易之前，因為沒有國際銷售網絡，我們自己生產的紡織服裝賣不到國際市場上去，它的設計、質量、款式也達不到國際市場的要求。我們的優勢就是低成本的勞動力、低成本的土地。所以內外兩個優勢一結合，經過短短的30年，到2010年，中國就成為了世界最大的貨物貿易出口國，其中加工貿易占了很重要的比重。
第一輪我們看到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跨境轉移，再往后我們看到的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轉移。它不是整個產業都轉出來，比如說美國造波音飛機，從頭到尾它都能造出來，一點沒有問題。但是今天的波音飛機卻是由幾十個國家共同生產的。航空鋁材是美國公司生產的，把航空鋁材先從美國運到中國港口，再運到中國內地的西安。在西安的西飛公司加工成飛機的翅膀，再運到港口裝船運回到美國西雅圖波音一個最大的車間,再把它組裝到飛機上。
這兩個工廠的車間我都去看了，它為什么要這么干呢？因為做飛機翅膀是一個較高勞動密集型的工藝流程。我們仔細去觀察看那個飛機部件，上面打滿了鉚釘，確實是一個勞動密集型的工藝過程。波音公司把鋁材從美國運到中國加工再運回去，比在美國雇工人干成本更低。
它這么干是為了給中國創造就業機會嗎，它的覺悟沒那么高。因為它有一個競爭對手叫空客公司，如果波音公司成本明顯比空客公司高，它的產品就沒有市場競爭力，所以全球分工背后的力量是市場競爭。一家公司想要活下去，就得追求你的效率，因此越來越多的所謂資本密集型的產業，就會把不同的生產環節在全球重新布局，然后做產業內分工。
到了更深的產品內分工，比如一部很小的蘋果手機包括大家手里用的不管是什么手機，它都不是在一個國家做完的。蘋果手機這么小的東西也是幾十個國家做的，芯片主要是美國產的，還有一部分芯片是韓國生產的，有一些零部件是菲律賓生產的，在中國加工組裝。最早在中國加工組裝蘋果手機，本地的增加值非常少，現在增加值越來越多了。
因為市場的驅動，會有資本密集的產業整體上往外遷，不限于某一個勞動密集的環節，勞動密集環節這種遷移是指成本驅動。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車生產國，也是最大的汽車銷售國，超過一半的汽車是合資企業生產的。雖然馬路上跑的不少是國外品牌汽車，但是真正的進口汽車所占比重非常非常低，因為汽車本地生產的要求很強，關稅也比較高，所以只有高端的豪車才會有跨境國際貿易，大部分其實都是拿到本地生產，德國大眾、美國通用等很多跨國公司都把整個生產線和工藝轉到中國來，因為這里最大的市場，它被市場所驅動。
今天的全球分工越來越深化，分化到什么程度呢？以前發達國家把制造勞動密集的環節轉出去降低成本，今天它開始把研發環節也轉出去了，大概從幾十年前就開始了跨國公司研發活動的國際化。在中國有數千家跨國公司研發中心，在上海張江可能聚集了上千家。今年以來就有幾十家跨國公司在上海建起了研發中心。它要建研發中心有兩個原因，一個是發展中國家的人才成本低（這里是指特定的國家），比如說中國、印度這樣大的發展中國家，還有俄羅斯，它們有足夠的人才，但是比發達國家研發人員的工資要低得多，這是一個成本導向。
還有一個是市場導向。任何一家跨國公司要想在當地銷售產品，就要對產品做適應性的研發，也就是針對當地的市場特點來進行研發，否則的話會水土不服。美國GE公司在上海建的研發中心，是一個面向全球的所謂7大研發中心之一。可口可樂在上海也有一個研發中心，它首先是針對中國來做的。大家喝的粒粒橙是在中國研發的，因為美國人喝飲料里面不能含雜質，他們接受不了。但是中國人喜歡喝里面帶點東西的，所以它針對中國研發了粒粒橙，在市場上賣得很好，然后又從中國把粒粒橙賣到了全世界。
全球產業的跨境轉移，經歷了勞動密集型產品到資本密集型產品，再到資本密集型產品本身以及到研發的轉移，所以這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這個背后是市場力量在驅動，是競爭導致的，或者是為了降低成本，就是我們所說的效率尋求型或成本尋求型。還有一類是要素尋求型投資，有一些地方有特殊的要素，比如有特別的人力資源可以搞研發，或者說這個地方有特殊的礦產資源、自然資源。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市場尋求型投資，以后市場型跨境投資、服務業投資占的比重會越來越高。
在服務貿易的四種模式里，通過投資開展服務貿易（即商業存在模式）出口的占了一半以上。隨著技術進步，跨境服務貿易越來越增加。大家認為全球化好像停滯了、反轉了，其實沒有。假如這一輪全球化在2007年達到了高峰，2007年以后跨境貿易投資速度確實低于全球經濟增長的速度。今天全球化的水平和1999年相比是高了還是低了呢，當然比那個時候要高。即便考慮到一些國家加征關稅、限制投資，那都是局部的逆流，逆流不是全球化的主流，它沒有改變全球化的趨勢。正是因為是這樣，全球化的產業分工實際上還在不斷深化，這是我們第一個要把握的主流趨勢。
第二個新的趨勢，是全球生產價值鏈更加注重安全性。為什么？在全球分工不斷深化的同時，一直有各種各樣因素在影響它的安全穩定運行。比較常見的是自然災害，例如前些年東日本地震。日本是很多電子產品和高端材料的生產國，東日本地震在短期內影響到這些企業的運轉，通過供應鏈再傳遞到其他的國家。其它自然災害，比如海嘯、臺風也都會產生影響。但是這些并不會從根本上改變分工的深化和趨勢。
最近遇到的新的因素是什么呢，中美貿易戰這種政策沖擊1945年后，整個全球的趨勢總體來看是在推進貿易投資的自由化。隨著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水平越來越高，人們早就忘記了全球貿易的投資、全球的分工、生產鏈、價值鏈會受到政府人為的沖擊。美國的特朗普上臺以后就大規模發動了貿易戰，當然對中國規模是最大的。中國還不是唯一的受害者，他還對歐洲貿易伙伴、對日本等國家都加征了關稅，但是對中國加征關稅覆蓋的產品最多，我們的企業想把產品運到美國去，要平白增加25%的稅。盡管中國的出口企業和美國的進口商也想了各種各樣的辦法來抵消這些沖擊，商量大家怎么分攤、怎么降價、怎么繞開，想了很多招，但是確實還是受到了影響。中美貿易戰除了增加關稅還有斷供，這又是一個來自政策的沖擊。它使人們突然認識到，全球分工的安全除了要考慮自然災害的沖擊，還要考慮到大國政策的沖擊。
第三個因素是公共衛生災難的沖擊。今年的新冠疫情令全世界感受最深。為了應對新冠疫情，很多國家采取了隔離的措施，很多企業都不能夠正常地運轉。湖北是一個重要的汽車工業基地，武漢開始封城，影響了整個汽車工業的正常運轉。韓國的現代汽車也要從武漢進口汽車零部件，由于封城產品運不過去也影響了它。同時還有人員流動的限制，國際航班大幅度減少，很多商務活動都受到了影響。
新冠疫情是對全球供應鏈一個最直接的沖擊，到現在也沒有恢復正常。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政府層面還是公司層面都強調，以后在考慮參與全球分工的過程中，除了要追求效率，追求競爭力，同時要考慮如何能讓自己的產業鏈更加安全。當前很多人討論全球供應鏈的重構，其實是特別強調短期的安全沖擊。
第三個趨勢是全球供應鏈的數字化趨勢。信息技術革命對世界各國都是一個歷史性的機遇。從工業革命開始，英國率先抓住了機遇，從當時歐洲的一個邊陲島國迅速崛起成為日不落帝國。工業革命以來這250年，哪個國家把握住了技術進步，哪個國家就迅速地崛起。鴉片戰爭之前，中國如果從人類歷史2000年的維度看，在這2000年的大部分時間里，中國一直處在人類文明的前沿，是農業文明最發達的經濟體，它只是在近代工業革命以后衰落了。今天外國人講中國是在崛起，我們自己講叫復興，因為看中國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的時間維度不一樣。如果從1840年以后看中國的發展，是由小到大的過程叫崛起。如果從過去2000年的歷史維度來看，我們是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鴉片戰爭之后我們痛定思痛，意識到錯失了工業革命的戰略機遇。錯失機遇的原因就是因為閉關自守。所以從洋務運動開始，中國一直在補工業革命的課。剛開始我們搞“師夷長技以制夷”，就是引進技術，搞工業。最后發現光靠這個不行，當時日本為什么能夠躋身列強，是因為日本有明治維新，有制度的改革，所以我們又搞戊戌變法。戊戌變法失敗了，我們覺得中國傳統文化里有很多封建的因素，所以就有了新文化運動。在過去一百多年里，我們都在補工業化的課，今天我們變成世界上最大的制成品大國，但是我們還必須清醒地看到，在前沿技術領域我們和發達國家還是有差距。比如汽車制造，雖然我們的產量最大，但是在核心零部件的生產和產品質量、品牌等方面差距還是很明顯的，還需要繼續追趕。
我們面臨一個新的歷史機遇，就是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技術革命，它正在引導人類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發生著重大的革命性變化。大家已經體會到了生活方式的變化，未來生產方式也要變。工業互聯網已經初露端倪，有一些企業已經在做智能化的生產、網聯化的生產，很多生產線已經實現了高度自動化和智能化。過去徐工做泵的一條生產線從頭到尾要好幾十個人，現在就需要一個人，而且這個人還不用動手，只用眼觀察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去解決，整個流程全是自動化，它的背后實際上是一個智能化的控制，這個系統是徐工自己開發的。還有很多類似的無人工廠，人稱“黑燈工廠”。除了生產過程中的這些工廠，還有一些物流企業比如說京東物流，倉庫也是無人化管理。這都是依賴于信息技術的進步，使得我們的生產效率大幅度提升。
同時因為數字化的進步，很多的服務原來不能進行跨境進行交付，現在可以進行國際貿易了。比如在教育領域，過去清華有最早的留美預科生，要接受更好的教育就得去飄洋過海去留學。現在中國每年有70多萬人出國留學，留學其實就是進口教育服務。尤其是這次疫情以后，包括哈佛大學、MIT大量的課程都開始網絡授課，無論是中國的學生還是美國的學生，在家里或宿舍里就可以聽課學習。今后的遠程教育會越來越豐富。
還有醫療領域。過去看病時人們一定去醫院，讓醫生面對面對你做各種各樣的檢查。現在中國每年也有70萬人次到海外叫醫療旅游，相當于我們進口別人的醫療服務。現在遠程診療是越來越普遍了，以后看病也不用非跑到對方的醫院去，你可以在這邊做各種各樣的檢查。最重要的還是大夫的經驗，他幫你遠程診斷出了什么問題。
凡是能夠數字化信息的東西，更是完全不需要像傳統的分銷模式來解決。我們加入世貿組織，每年進口20部或者40部美國大片，要通過電影院來放映。現在看電影不一定要去電影院，拿部手機也可以看電影，你付費就是了。信息化導致大量的原來需要面對面進行的國際貿易，現在可以進行跨境交付，跨境的服務貿易會越來越多，而且會相應帶來很多跨境服務的規則。沒有規則就像公路沒有交通規則肯定要撞車一樣，新的國際貿易活動如果沒有規則就無法正常開展。
數字化會大大地改變未來的全球格局。哪些國家重視數字經濟的發展，哪些國家擁有數字經濟發展的一些比較優勢，比如說人才、市場、數據流動的政策等等，就能構成吸引數字經濟活動的競爭優勢。未來數字經濟活動會重塑全球的經濟格局，在這個過程中全球的產業鏈跟著也會變。數字化已經成為能對未來全球產業鏈產生顯著影響的一個新的因素，也是一個新趨勢。
第四個新趨勢是綠色化。中國一直強調“天人合一”，就是要注重環境的保護。但是全世界很多國家的工業化過程，都經歷了先污染后治理這么一個痛苦的過程。從歷史上，日本有“水俁病”，加州當年有“光化學污染”，倫敦歷史上被稱為“霧都”。一直到上世紀的1972年，人們才第一次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理念，并且迅速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接受，從而形成了一個重要的共識。習近平總書記講，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我們在講新發展理念的時候，強調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綠色是五大發展理念當中一個很重要的理念。
大家感受很多的是身邊的水污染、土壤污染、大氣污染，最近這十幾年講得更多的是氣候變化。開始是說氣候變暖，后來發現極端氣候越來越多，氣候變化問題成為一個全球關注的問題。氣候變化問題背后原因是二氧化碳排放。如果不采取措施，按照過去的趨勢發展，地球平均溫度就會很快上升，南極的冰蓋融化了，馬爾代夫就會被淹掉。現在的綠色發展是一個理念，同時它還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
中國是一個后起的發展中國家。今年9月份總書記在聯合國大會上宣布，我們要按照巴黎協定實現減排，到2030年的時候達到碳排放的峰值，到2060年的時候達到碳中和，就是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通過各種方式把它吸收掉，最后達成經濟發展不再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這是一個很宏偉的目標，需要倒推采取各種各樣綠色發展措施，包括綠色技術、綠色生產方式、綠色消費方式等等，當然相應還要完善綠色法規等等。
未來的綠色化發展會影響到全球的投資和貿易。今天的新能源，比如太陽能發電，20多年前貴得不得了，發一度電要4、5塊錢，而火力發電才4毛多錢一度電，各國都給光伏發電提供補貼。短短20年過去，光伏發電技術進步到什么程度呢？我曾到西安參觀了一家全世界最大的生產太陽能光伏電池的企業，他們生產的太陽能光伏板每發一度電的成本，可以降低到1角錢，再加上其他的服務環節的成本，也就是2角錢，比火力發電便宜了一半。風力發電也是如此。綠色化發展催生許多新能源產業。當然，太陽能發電是不穩定的，白天可以發電，晚上就不行了。所以要對電網進行技術改革，同時開發儲能技術，把白天發的電儲存起來，目前這項技術還有待突破。
發展新能源汽車，也是出于綠色化的考量。對于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如果按照原有的技術路徑追趕發達國家是很吃力的。所以數字化和綠色化帶來了很多新的發展路徑，使我們有可能實現換道超車。新能源汽車不用傳統的汽車發動機、自動變速器，它采用的是蓄電池和電控技術，我們就可以另起爐灶。目前在這個方面，我們和發達國家的差距要小得多，也給了我們一個換道超車的機會。當然這對誰都是一個機會，所以它是一個雙刃劍。如果我們抓住了就可能后來居上，如果沒有把握住，我們跟發達國家的差距就會越來越大，而不是縮小。
今后消費者的綠色理念越來越強，他在選擇產品的時候會問，這是不是低碳的產品，是不是綠色的產品。綠色消費的理念也會反過來影響生產的過程，從而影響全球的貿易和投資。所以在過去成本驅動市場競爭的壓力下，全球分工會繼續深化，那么新的三個因素就是我后面講的注重安全性、注重數字化和綠色化，這會影響全球供應鏈加速的重構。
中國面臨的挑戰
第一個挑戰，是我國在全球分工地位不高，總體上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中國從過去的封閉走向開放，參與了全球分工，成為上一輪全球產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跨境轉移最大的贏家。但是發展到今天，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貨物貿易出口國，盡管看統計數據我們出口的三分之一是高新技術產品包括電腦、手機等等，但是從全球價值鏈的視角看，在中國的增值只是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緩解。
這一條曲線叫微笑曲線，這是臺灣宏碁電腦的老總施振榮提出來的。他發現PC產業是國際化程度很高的產業，因為全球有一個電子產品協議，電子產品是沒有關稅的，所以分工全球化程度很高。中國大陸是最重要的加工組裝地，無論PC機、pad還是手機，這些電子產品中國出口所占的比重很高，但是一些核心零部件比如芯片要依靠進口，主要來自美國、日本、韓國和臺灣省等等。
研發活動集中在發達經濟體，下游是服務鏈條包括專業服務、品牌運營等。這一條線是增值線叫價值鏈，雖然我們也在這個鏈條上，但是我是低附加價值的產業。上游搞研發、搞復雜零部件生產是高附加價值的，比如美國的一個制造業工人工資是一個中國工人工資的8倍，因為他從事的是高附加價值的產業活動。一個國家要想富，從產業鏈的角度來說，就看你在全球產業鏈從事高端還是低附加價值的產業活動。如果你做的都是高附加價值產業環節國家就富了，如果你做的只是低附加價值產業環節，無論規模做得多大，你還是一個窮國，老百姓也窮。我們現在就是在做中低端，主要依靠的是勞動力的低成本。
第二個面臨的挑戰，我們原有的一些產業面臨著外遷的壓力。第一個因素是比較優勢導致的，就是勞動力成本上漲，這是發展的結果。今天中國的勞動力越來越貴了，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我們的勞動力成本是東南亞勞動力成本的五分之一、三分之一，現在我們成本是越南的三倍到五倍，老撾的成本更低。所以很多做運動鞋的企業從中國轉到越南去了，原來韓國三星在天津有工廠，在深圳有工廠，現在他們把手機組裝全部從中國轉到越南去了，因為那邊的勞動力成本更便宜。這次中美貿易戰又加劇這種轉移，除了成本又疊加了關稅這樣一個新的因素。
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也是人口大國，要走出口導向發展之路。越南現在人口9700多萬，是將近1個億的人口大國，印度尼西亞有1億多人，埃塞俄比亞也是1億多人，這些發展中國家都想搞出口導向，都想走中國走過的路，都想搞亞洲四小龍所謂東亞模式的出口導向。在我們后面有一大堆比我們成本更低的發展中國家，他們都在拼命地招商引資，吸引你產業轉出去。按照以往的路徑，我們只有一條路就是實現產業升級，加快提高效率。比如我的工資是你的5倍，但是我在單位時間內的勞動生產效率可能是你的6倍，我還可以有競爭力。但是它總是有極限的，到了一定程度你沒有潛力了還是要轉出去。
所以，我們還需要再升級，發展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的產業才會有競爭力，我們就會面對與發達國家的競爭。我們在研發、技術、質量、品牌、管理等等方面要有新的突破。我們現在的境況是，后有一大堆追兵，前面還有很多強敵，我們夾在中間并且處在升級的關鍵時刻，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挑戰。
第二個是政策的因素，美國人搞貿易戰圍堵我們；第三個是安全因素，很多跨國公司把工廠建在了中國，但是當新冠疫情出來時特別是今年2月份、3月份，他們都覺得把雞蛋放在一個的籃子里太不安全，可能會嚴重影響到今后公司的運營，一時間去中國化的聲音甚囂塵上。但是到了4月份，我們基本上就把疫情控制住了，全面復工復產走在世界的前列，而其他國家和地區現在還在水深火熱之中。今年快到年底時，很多跨國公司回頭一算，發現只有他在中國的公司賺錢，而且運營得非常好。我最近接觸了一些美國商會、歐盟商會的會員企業和好多跨國公司，根據他們對上千家會員企業調查，結果是90%的公司表示要扎根中國，整個調子就變了。這說明了中國確實有它的優勢。在新冠疫情巨大的沖擊下，所有人都面臨著挑戰，但是誰能先克服這個挑戰，就能“化危為機”。所以，現在許多跨國公司鐵定了心要在中國待下去。
第三個挑戰，這些跨國公司經過這次疫情以后，也會適當分散它的布局來降低風險或者是增加產業鏈的安全性，一些發達國家也采取了一些相應的政策措施。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后，美國人開始搞再工業化，吸引它的公司回去。特朗普上臺大打貿易戰的動機，也是要把制造業回流到美國去。日本今年出臺2464億日元吸引投資的補貼，如果日本企業想從中國搬回去，政府就給你提供搬遷費。如果我們做不好，就會有一些產業轉出去。
第四個挑戰，供應鏈的安全運行。我們深度參與了全球分工，但是在一些先進的、重要的核心材料上還要依賴于外面供給。平時大家你好我好的時候沒問題，但是當出現美國打壓華為斷供芯片這種情況，就給很多企業包括政府敲響了一個警鐘，關鍵零部件、關鍵技術受制于人的風險很高，人家會惡意打壓你的技術進步。這對未來中國參與全球分工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挑戰。
第五個挑戰，中國的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滯后，競爭力不夠。中國既是制造大國也是服務大國，在全球服務貿易中我們也是一個大國，我們的服務進口排全球第二位，出口排在第五位。但是我們的進口大概是出口的兩倍，意味著每年的逆差和出口量幾乎相當。這個逆差背后的原因是服務業的競爭力不夠。數字服務業正在加速發展，美國人想拉起一幫所謂的志同道合者，談“TISA”新的服務貿易規則，不讓中國人參與新規則的制定，我們面臨著在新規則制定過程中被邊緣化的挑戰。
第六個挑戰，信息安全。信息安全對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一個重大挑戰。數據是新的生產要素，我們要讓數據流動起來為生產生活服務，但是數據流起來就涉及到信息安全，就涉及到國家信息安全、產業信息安全、個人因素安全等等。各國都在想辦法處理好這個關系。習主席提出，要處理好安全和發展的關系。從數字服務的開放度來看，美國開放度最高，因為美國數字經濟競爭力最強。歐洲競爭力相對比較弱，它以保護個人因素的名義管得比較嚴。從全球數據流動、數字服務的開放程度OECD的測量數據看，在世界幾十個主要經濟體里，我們的開放度最低。數字的基礎設施，包括5G等等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我們發展得很快，但是跟國際先進水平比還是有差距的。我看到一個數據，我們的商用互聯網速度只是美國的五分之一，但是價格是它的13倍，這對整個數字經濟的發展顯然是不利的。
在人才方面，特別是領軍人才方面也是我們的薄弱環節。
原有生產性服務業競爭力不強，影響我國在全球產業鏈的分工地位。未來數字經濟的發展，將是影響一國在全球產業鏈分工地位的關鍵，因此，能否盡快形成對數字經濟的掌控力，將決定未來我國在全球產業鏈的地位。
中國的機遇與優勢
面臨這些挑戰，我們可能會感覺到壓力很大，全球供應鏈加速調整，我們究竟怎么辦？其實，任何事物都要看到它的兩面。我們一方面看到的是挑戰，另外一方面則要看到很多的戰略機遇。
首先，要看到我國塑造外部環境的能力增強了。原來中國是一個經貿小國，對外部世界怎么變影響不大，我們只能去捕捉各種各樣的機遇。比如說勞動密集型產業跨境轉移是一個機遇，我們就趕緊對外開放，以更優惠的加工貿易政策和更有激勵性的外資政策來吸引它，未來我們還要這樣做。但是今天的中國已經成為一個經貿大國，我們可以采取各種措施影響外部環境，可以重新創造機遇，這就是大國和小國的區別。這個自覺意識特別重要，我們要學會善用自己的影響，主動地去營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發展環境。
我們看待世界要有辨證的思維，叫“化危為機”。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整個東南亞受到巨大的沖擊，我們不僅守住了，而且還脫穎而出，之后中國就一舉超越了東南亞。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美國受到了沖擊，歐洲受到了沖擊，但是中國在全球的地位大幅度抬升。到2010年前后，我們不僅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貨物貿易出口國，還變成制造業第一大國，超過了美國。2010年我們超過了日本，變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些都是在危機爆發以后發生的。
這次新冠疫情，又是我們“化危為機”的一個經典案例。疫情最早在中國爆發，但是我們應對得當，反而搶得了先機。按聯合國的預測，今年全球跨境投資會下降40%，但是來中國的投資1-10月份是正增長，已經超過了1000億美元。就是因為投資者看到，中國體制有優勢，經濟韌性強，發展前景好，所以它愿意把投資投到中國來。投資是一種長期決策，看好你才會有這個決策和行動。今年的投資跟以往比，大項目大大增加了，高技術的制造業增加了，高技術的服務業增加了，外資的質量在不斷提升。由此可見，應對疫情得力為我國贏得了吸引高端投資的機遇，這是當前戰略期的第一個方面。
第二個方面，我們還面臨一個很重要吸引人才的機遇。未來的競爭就是要靠人才。中國進入新的發展階段，要把創新作為主要的發展動力。高質量發展靠的是創新，創新靠的是人才。跟所有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困境一樣，在全球人才的競爭中，在很長的時間內對我們是不利的，發展中國家的人才總是被發達國家吸引出去的。但是近年來我們吸引人才的走勢越來越好，比如說歸國留學人才，2004年回來2萬多人，2019年回來58萬人。這兩年美國特朗普政府打壓華人科學家，很多在美國已經很有成就的華人學者原來日子過得比較安穩，但是美國政府總要追查他們對華科技合作項目等等，搞得中國科學家很不爽，于是很多人在重新思考自己的后半輩子該在哪兒工作。現在國內發展的機會比較多，這也是一個機會窗口，會加速高高素質人才的回流。
第三是海外并購的機遇。新冠疫情爆發以后，很多國家經濟運轉不正常，有不少企業效益不好活不下去了，給我們海外并購提供了機會。當人家特別掙錢的時候，不愿意把股權賣給你，即便同意賣，并購價格會非常貴，現在的危機反而會給中方企業海外并購帶來機會。通過并購我們可以得到優質的品牌，先進的技術，或者得到海外市場營銷的網絡等等。對我們掌控全球生產價值鏈，提升我們的生產價值鏈都是機會。
從這個意義上說，盡管我們面臨很多挑戰，但是我們依然處在戰略機遇期，只是這個機遇期的內容發生了新變化。
在全球價值鏈重構過程中，我們還有一些新的優勢。雖然傳統的低價勞動力成本變化了，變成了一個弱點，但是同時我們的人力資源優勢又凸顯出來。面對中高端制造業和數字經濟，最關鍵的是工程師。雖然美國的大學比中國多，但是我們一年培養出來的理工科學生數量是美國的10倍。和中國相比，美國連同排名最前面的五個國家加在一起也沒有中國多，我們稱這是一個巨大“工程師紅利”。人力資源的優勢，在未來會越來越凸顯。
第二個是大市場的優勢。以前我們是一個小經濟體，跨國公司基本上把中國作為一個低成本生產基地。現在中國總體上來說制造業成本還是比較低，這是一個優勢，同時中國又有大市場的優勢。中國現在是全球第二大市場，而且是增長最快的大市場，現在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到中國來投資就是看好了我們的市場，要搭中國經濟的快車。
第三個優勢是我們的產業基礎雄厚。雖然有些高端技術還有待突破，但是從產業分類來說，中國的產業類別最全，也是全世界唯一一個所有產業都有的經濟體。此外，我們的基礎設施比較完善，這是后發優勢。美國的高速公路是一百年前建的，早就老化了。它的鐵路也是一百多年前修建的，雖然不斷維護、升級，但是已經落后了。中國的高鐵，時速在300公里以上，我拿一枚硬幣立在小桌板上，它真的立得很穩。中國有后發優勢，我們的高鐵里程全世界最長，高速公路里程也是全世界最長。我們正在搞新基建，5G基站是全世界最多的。基礎設施是我們在未來全球供應鏈、產業鏈重構中的一個很重要的優勢。
在這個背景下，我們一是要升鏈；二是要強鏈；三是要補鏈，把供應鏈卡脖子的弱項補上去；四是要穩鏈，把有可能外遷產業想辦法穩住。
我這里重點講講升鏈。我們以日本為例，在沒有全球供應鏈之前，日本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搞輕紡工業，60年代發展鋼鐵、石化等資本密集產業，70年代開始搞電子工業，然后搞半導體，它產業一直在升級。
這條三條線代表不同的產業，最低的是傳統產業，往上是資本密集產業、技術密集產業。在同等價格環節上，它們都會有一個升級的過程。縱向是傳統產業升級，叫產業間的升級。因為有了全球價值鏈，一個國家的升級有了兩個新的方向，在微笑曲線向兩端升級，就是從低附加價值環節向上游研發和復雜零部件生產升級，以及向下游去做服務、做品牌。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一個國家的升級有了三個方向，既有傳統的產業間升級，同時又有了價值鏈的升級。這是我們討論全球價值鏈帶來的一個很重要的新思路。
針對不同的產業升級，勞動密集型產業怎么辦？
一是要盡可能降低綜合成本，把這些產業留下來，這里面空間很大。這些年我們搞營商環境改革，降低企業融資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用電成本等等，都是具體的舉措。但是另一方面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確實在上去，所以降成本只是舉措之一。
二是要想讓勞動密集型產業留在中國，最重要的是抓住人工智能帶來的機會，用機器代替人工。舉個例子，紡織業長期都被認為是一個勞動密集型產業，第一次工業革命就是從紡織業開始的，出現了珍妮紡織機。多年以前我們去一個大型紡織廠考察，一個車間有好多個紡織女工，每天要走幾十公里，非常辛苦。十年前我再去考察紡織廠，發現車間里的女工一個也沒有了，全部采用了自動化的紡織設備。紡織業是最早從勞動密集型轉化成資本密集型的行業之一。正是因為如此，發達國家還是可以發展紡織業，如今的英國、意大利、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雖然勞動力比較貴，但是它們的紡織廠全都靠機器實現了自動化生產。
由于人工智能的加入，原來必須靠人干的活，現在機器干得比人還好。很多企業都在迅速地采用工業機器人，越來越多的工業機器人替代了勞動力，勞動成本上漲造成擠出去的外遷壓力就會大大地減弱。產品還是那個產品，原來是靠工人手工做現在是機器做，因此它就會保留在這里。
人工智能包括工業機器人的普及，會對全球未來的經濟格局產生深遠的影響。按照以往產業梯度轉移的邏輯，大家會認為中國發達起來了，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都會轉到更低成本的承接國去，但是現在工業機器人普及了，產業跨境轉移的勢頭會遠低于預期。發展中國家要想推進它的工業化，還要尋找新的機會。中國要用好工業機器人這一輪機會，把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化成資本密集的產業，讓它們可以留下來。
三是繼續要引導產業在國內跨區域從沿海向中、西部轉移。不是所有的產業都可以跨區域轉移，如果物流成本占比很高，這種產業是轉不了的，只能放在沿海。但是有一些高價值的商品，物流占比不高比如電子產品，它就可以轉。過去十幾年來，重慶、鄭州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電子產品出口城市，那些企業就是從深圳、東莞這邊轉過去的。最早是筆記本電腦轉到重慶，重慶很快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筆記本電腦生產地，因為它的勞動力便宜。富士康把手機生產轉到鄭州，鄭州變成了手機產品出口的集中地。這部分產品價值比較高，但物流占比不太高，可以從沿海向內地轉移，因為它有地區間勞動力成本和土地成本的落差。在國內轉總比往國外轉好，對工人來講幸福感大大增加。以前重慶人、河南人背井離鄉跑到深圳去打工，現在回來在家門口上班，雖然收入低一點但是可以和家人在一起，生活成本也降低了，幸福感當然會大大增加。
有一部分產業，盡管我們采取了前面講的所有措施，它也會往外轉。我們就要謀劃好，它往哪轉，轉了以后跟我有什么關系。如果轉得不好，就是美國碰到的問題叫產業空洞化，支持特朗普的很多人就是產業空洞化的受害者。那些藍領工人原來在底特律當汽車工人收入很高，現在工廠轉走了，工人都失業了。所以我們一定要避免產業空洞化。
韓國的對外產業轉移比較成功。韓國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對華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到2016年累計對華產業直接投資接近1000億美元。它把下游產品轉到中國大陸以后，在本土的產業保留在上游，向中國大規模出口的是中間投入品。也就是說經過產業轉移和中國大陸形成了一個垂直分工體系，不但沒有導致它的產業空洞化，反而倒推了自己的產業升級，這就是一個成功的轉移。所以我們在把勞動密集型產業往外轉的時候，要學韓國而不能學美國，一定要避免產業空洞化，要著力形成一個產業分工新的網絡，這樣才能助推我們的產業向上升級。
資本密集型產業。總體來看我們的資本密集型產業是沒有國際競爭力的，因為長期以來我們把這些資本密集型產業比如鋼鐵、汽車、石化當成了所謂支柱產業。它從一開始就是內向的，是以實現進口替代為己任的，所以它們是在高保護下發展起來的。雖然我們的汽車、鋼鐵、石化都是全世界最龐大的產業，產能產量都是最高的，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國際競爭力不夠，因為它的目標長期是進口替代。
今天，我們必須要調整資本密集產業的發展戰略，要從過去的進口替代戰略變成一個開放發展的戰略。要降低關稅，擴大貿易自由化，擴大投資自由化，推動增強其創新能力。在資本密集型產業升級上，要靠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兩只手來推動，形成競爭力。除了要引資，更重要是要引技、引智，要把人才引進來。要特別用好數字革命帶來的成果，數字革命導致新的經濟活動。還有就是用數字技術來改造提升傳統的產業，無論勞動密集型，還是資本密集型產業都是一樣的。
所有傳統的產品產業都會經受數字化的改造，所以我們提出了“2+2”戰略。第一個“2”是兩大領域：新經濟領域和傳統領域都需要創新，都需要用好數字技術；第二個“2”是技術創新加商業模式創新。
我們還有很多關鍵技術、關鍵零部件，例如芯片這樣的卡脖子技術要加快研發突破，形成一定的供給能力。但是，中國不管發展到什么程度，都是世界經濟的一部分，大家一定要放下一個執念，就是將來中國發展強大了什么東西都要自己干，這不可能也不必要。我們在短期內可以讓一些供應環節多元化，避免集中在某個供應商某一國供應，確保供應鏈的安全。在全球供應鏈當中，各國發揮各自優勢實現國際化分工，是開放性世界經濟的發展規律。什么都想自己干，既不可能也不符合經濟發展的規律，不應該作為我們追求的目標。我們希望提升中國在全球供應鏈分工中的地位，增強在高端技術、高附加價值環節的掌控力，讓中國人更加富裕起來。同時我們要致力于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世界各國形成分工協作，實現合作共贏。
要大力增強我們服務業的競爭力。服務業競爭力不強的深層次原因，我在很多場合都說過，就是“對外開放不足，對內管制過度”。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繼續擴大對外開放。近年來我們在搞負面清單，不斷提高開放水平，引進國際人才和學習更先進的服務業管理模式。大量的開放集中在服務領域。對內就是要加快改革服務業規制改革，用改革解決對內管制過度的問題，包括打破行業性壟斷。
我們一定要抓住發展數字經濟的戰略機遇，中國有人力資源的優勢，有大市場的優勢，有大量的應用場景的優勢，用數字技術發展服務業的前景是很光明的。前提是我們的改革開放一定要到位。
下一步怎么做？
從根本上說，我們要在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價值鏈重構的過程中，爭得一個有利的地位，把握好機遇，依靠提高開放水平來服務高質量的發展。
第一，要通過“引進來”“走出去”增強我們的創新能力。總書記講新發展格局不是封閉的內循環，是開放的雙循環；創新也不是封閉的關門創新，是開放的創新。開放的創新就需要用好國際的人才、國際的市場，把國際上各種創新資源和國內的資源、人才市場整合在一起。華為就是最典型的全球研發、中國制造、全球銷售，它是中國產業升級的領頭羊，是最優秀的企業之一。它就是用好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典范。
第二，全面打造一流的營商環境。在全球化時代，無論是什么樣的高端生產要素、資本、人才等等，都是用腳投票的。哪個國家的營商環境好，他就到哪個國家去，哪個國家的營商環境不好他立馬抬腳走人。營商環境包括政府的服務，包括政策、產業配套能力、基礎設施和生活環境等等，是一個系統工程。世界銀行搞了10個方面的評估,實際上營商環境絕不只世界銀行評估的這10個方面。近幾年中國在全球營商環境的排名大幅度提升，從第90名迅速提到了第31名，但要看到，我們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的潛力是巨大的，還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第三，要支持中國企業“走出去”整合全球的資源。要主動通過海外投資、海外并購，獲取我們缺少的要素包括技術、市場網絡、人才。人才可以引進來，也要走出去利用，因為不可能把所有的人才都引進中國來，有的人才就愿意在加州曬太陽，那么我們就到加州去設立研發中心，讓他在那里為我所用。
第四，要主動積極地參與到各種各樣新的經貿規則的制定中，為自己營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發展環境。這里面包括多邊WTO的改革、投資協定、服務貿易談判、電子商務的談判等等諸邊協議的談判。在區域合作中，中國談了將近20個，最新的成果就是RECP，這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經濟總量最大的一個區域合作協定。但是RECP還不能說是最高水平的區域合作協定，因為在很多區域合作協定里已經觸及到的新的經貿規則，在RECP里面是沒有的。我們還要做好準備去參與更高水平的區域貿易合作安排。“一帶一路”是習總書記親自倡導推動的，有利于我們開拓一個新的發展空間，在“一帶一路”發展過程中也會重構全球生產價值鏈。
在開展雙邊合作中，最重要的是處理好對美經貿關系。為什么大家都這么關注美國大選，因為美國現在還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處理好中美關系就是要穩定我們發展的外部環境。美國現在采取了兩個辦法，一個是讓自己跑得快一點，另一個是讓你追得慢一點。美國人天天批評東亞國家搞產業政策，其實美國才是產業政策的鼻祖。美國建國之初，第一任財政部長叫哈密爾頓，他組織編寫了《制造業發展報告》，就是想著怎么通過產業政策的手段來發展美國的制造業。德國開始搞工業化的時候，學習美國的政策，經濟學家李斯特就提出來“幼稚產業保護理論”，給產業政策提供了一個理論基礎。再后來日本和中國也在搞產業政策。今天美國人嘴上說不搞產業政策，但他們制定的各項科技計劃也是產業政策，只不過各國實施產業政策的政策手段不一樣。
美國人通過各種辦法讓自己跑得快，同時又想方設法不讓我們追得快。它看到中國的迅速崛起，就開始通過各種手段進行圍堵打壓，要在科技領域脫鉤。搞脫鉤也不是新鮮事兒，從當年的巴統到瓦森納協議出口管制，都是在防范后發國家學它的技術。它把高技術產品出口對象國分成五類，限制技術出口到后發國家。現在變本加厲又提出了在科技領域包括人文交流等等領域脫鉤，目的就是讓我們追得慢一點。
我們只有一個選擇，就是讓自己跑得更快一點。在對美博弈過程中，我們要保持戰略的定力，最重要的就是做好自己的事。通過擴大開放，深化改革，增強創新能力，讓我們的技術進步更快一點，讓高質量發展落實得更快一點。這樣我們就能夠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順利地實現追趕，從全球價值鏈的角度來說，就能盡快提高我們在全球化分工的地位。
